2023-04-23 11:16:41 来源: 江西省计划生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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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历女性稳步增长并进入社会各行各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高学历女性由于自身的性别属性，她们还肩负着人口再生产的重任。但研究发现高学历女性的生育意愿并不高。那么，高学历女性生育意愿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堵点”和“痛点”究竟在哪里？对此，笔者尝试进行分析。
高学历女性面临特殊困境
一是晚婚晚育，高龄妊娠风险大。从年龄的角度看，按照我国目前的教育时段来计算，硕士毕业生的年龄一般在25周岁及以上，博士毕业生的年龄一般在28周岁及以上。而女性的黄金生育年龄多被认为是在25周岁至30周岁之间，这意味着高学历女性极易错过最佳生育期。在晚婚晚育的情况下，高学历女性的初育年龄通常在30周岁左右，再次生育的年龄则更迟，而医学界定35周岁以上即为高龄孕产妇。因而，部分高学历女性不得不面对高龄妊娠风险，如胎停育、畸胎、早产、流产以及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高血糖等。同时，高龄孕产妇产后身体恢复也需要更长时间。
二是分身乏术，工作与家庭角色难以兼顾。从工作的角度来看，高学历女性从事的工作往往较一般工作更具挑战性和创新性，因而工作压力更大，需要女性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比如，女性科研人员为应对年度考核、职称评聘等事宜需要不间断地撰写并发表高水平论文，加班、熬夜是常态。这种高压状态显然不利于女性安心生育与养育子女。另外，高学历女性往往比一般女性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但是孕、产、育可能会使好不容易打拼下来的岗位被替代或职位被降级，而这意味着她们职业发展的暂停，其成本和代价是巨大的。这种两难处境导致很多高学历女性宁愿选择更能给自己带来安全感和价值感的职业，而不愿选择高风险、高成本的生育。
高学历女性作为不可忽略的重要社会群体，既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又在培育孩子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如能够为孩子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更容易形成科学先进的育儿理念等。在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并大力倡导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当下，从生育支持的角度关注关爱高学历女性，对于激发其干事创业热情、提升其生育意愿，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各方联动、精准施策，方能收到实效
解决高学历女性面临的实际问题、提升她们的生育意愿并促进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无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家庭多方联动、精准施策，打通“堵点”、解除“痛点”，如此方能彰显成效。
从政府层面来看，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和政策引导，在保障女性在生产、育儿、就业等环节获得有效支持的基础上，针对高学历女性面临的特殊情况，额外提供针对性强的支持举措。比如，及时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保障高学历女性各项职场权益。进一步深化生育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在生育医疗费用支付等方面给予高龄孕产妇更多保障；同时加大对医疗机构妇产科、辅助生殖医学科、儿科等科室的资源投入，进一步提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守护好高龄孕产妇及婴幼儿的生命健康。鼓励各地完善生育休假政策，落实男性陪产假、男性育儿假等，让男性更多地参与育儿和家庭照护，经由实现育儿过程中的性别平等、家务劳动中的男女合理分担，减轻高学历女性的负担。另外，加快发展婴幼儿托育服务，鼓励支持有条件的社区和用人单位建立托育服务设施，帮助高学历女性从繁重的育儿事务中解放出来，让生育不再只是家庭和女性自己的事情。
从社会层面来看，要加强价值引导和行动支持。一方面，引导大众正确认识和肯定高学历女性的多重价值。大众媒介要在全社会营造男女平等、尊重关爱女性的友善氛围，倡导为晚婚晚育的高学历女性营造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孕育环境。另一方面，全社会要加强对高学历女性的婚育支持。比如，为高学历女性举办专题交友会、相亲会等，帮助她们早日找到佳偶，避免其因工作繁忙、无暇顾及个人婚恋事宜而被动晚婚晚育。
从用人单位层面来看，需要为育龄期高学历女性职工制定便利、温馨的支持措施。比如，实施弹性工作时间和考勤制度，设立产后回归基金，优化生育年度的业绩考核标准，优化女性在管理岗位和高级技术岗位中的占比等。有条件的单位可设置职工婴幼儿托管中心、孕产期职工精神卫生中心等，让她们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并助力其平衡工作与家庭、更好地在工作岗位发挥作用。当然，这些生育支持措施的成本不应由用人单位独自承担，而应按一定比例由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及家庭共同承担，否则可能会加重女性在求职、就职中的受歧视程度，适得其反。
从家庭层面来看，高学历女性的家人尤其是丈夫，应更多地理解支持妻子的工作，积极参与到整个育儿过程中，尤其是在妻子怀孕、生产和哺乳等特殊时期更多地陪伴和帮助妻子，创设温馨、幸福、和谐的生育支持型家庭环境。相关研究显示，一孩生育养育体验对高学历女性再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家庭的支持在提升高学历女性生育意愿上的重要作用需要得到更多重视。
来源 / 中国人口报
